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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苏钟铭文再认识 (原创)
汤锡文 2002.03.25

晋侯苏钟铭文再认识  ——  兼小论商周历法

  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苏编钟是近年来发现最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之一。编钟以8件为一组,共16件,镌刻铭文共355字,其中含有7个历日,5个月相名,是金文中前所未有的①。铭文记载了晋侯苏随周王征伐的事迹。据《史记》索隐系本及谯周注释记载,晋献侯又名苏,但晋献侯已于宣王16年去世,历王在位时他又还没有即位。诸家对铭文纪年的这个矛盾做出了各种的解释。因此,铭文的正确解释牵系到《史记·晋世家》世系记载的正确性。诸位学者大多认为铭文记录有误,采用了修改铭文的做法,以适合自己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做好比削足适履一样不可取。故作文以呈管见,闻于学林。

  根据马承源先生考释,得16段编钟铭文,以编钟序号为序,现采录如下:

  (1)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2)既死霸壬寅,王償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分行。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氵舟(周)镬,北氵舟(周)□,伐夙夷。晋(3)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 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乡,(4)亲令晋侯苏自西北遇(隅)敦伐 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呈戈(秩)人先,陷(5)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6)淖列,淖列夷出奔,王令晋侯(7)苏帅大室小臣、(8)车仆从,(9)述(遂)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惟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10)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曶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11)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魚阝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禾巨鬯一卣、(12)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钖钟,用昭格前(13)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翼在下,醴醴(14)毚毚,降余多福。苏其迈(15)年无疆,子子孙孙,(16)永宝兹钟。

  一、无误考

  当今学者在苏钟纪年的分歧,主要是在对两个二月的认识上。马承源等认为干支顺序应当颠倒;李学勤等认为某一个干支纪日有误,而且,前一个干支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有两字皆误和一字误的看法,以适合他们排列的月表;还有王占奎等学者采用了修改宣王纪年的方法。现将各家观点收集整理如下:

学者王世公元处理方式月相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修改
张闻玉穆33
宣 6
974BC
820BC
闰二月
6月2年
定点1151612癸卯改戊子
李仲操历33846BC1年定点19142324癸卯改癸巳
马承源历33846BC1年四分-182223 壬寅癸卯颠倒
叶正渤未指明 1年定点19142324癸卯改癸巳
李学勤
张培瑜
历33845BC1年四分714202925癸卯改癸巳
或者辛卯
冯 时宣33795BC
794BC
2年四分242025  
陈久金宣33794BC宣王下移1年 2101625 癸卯改癸巳
王占奎宣33809BC取消共和纪年四分61316/1827 癸卯改为辛卯
或癸巳
郭伟 宣13815BC1年四分291423 33年改为13年
癸卯改癸巳


  青铜器作为国家的重要礼器,其铭文的铸造和镌刻都是相当慎重的工作。青铜器的铸造原因,或册命、或征伐、或享祭、或作器,都是记录了相当重要的事件。特别是像编钟,这样的一件乐器,其重要程度将比饮食起居用器大得多。

  先秦时期,往往礼乐同论。《史记·吴大伯世家》:"王馀祭四年,吴使季札聘於鲁,请观周乐。"鲁国便为使者演奏了各种乐舞,季札发出观止之叹。《史记·乐书》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又云:"乐者天作,礼者地制。""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所以,如果用来代表礼的乐器发现有错误,必定会叫书记员改正,以当时的青铜器制造技术,重新铸造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其二,铭文的内容是颂扬了晋侯辅佐周王征伐的文字,长达355字,是现知的最长的铭文之一,晋侯对其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

  其三,编钟作为王侯重要日常生活用器,使用时间最少在数年之内(考虑到晋献侯在位有11年),如果铭文有误,发现的概率将非常大。

  其四,诸侯将其生前所使用的器物,奴隶带入墓中继续享用,这些器物必然是诸侯生前非常重视,经常使用的东西,然后通过选择后才埋入土中陪葬,如果铭文有误,是不足以告慰祖庙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晋侯苏钟的铭文是没有错误的,至少当时的人是能够解释铭文的正确含义。我们所不能解释的,只能说我们的认识尚不够,姑且以疑存疑为好。

  随着我们的认识提高,合理解决方法的提出,一些原本认为肯定有误的青铜器也得到了恰当的归宿。著名的"元年师兑簋"和"三年师兑簋"的纪年问题②。马承源先生采用四分月相说,认为元年在前,三年在后,两者其一必定有误。后来李学勤先生认为,三年在前,元年在后,且前者所属王在位必定很短,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方法。

  二、王世考

  我们姑且不论具体的铭文月相,留到文后再讨论,单对铭文,马承源先生已有考释,我在此只提几点拙见。

  惟王卅又三年,王有穆王、历王、宣王等三说。

  根据《史记·晋世家》三家注记载及谯周注释:"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义厉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号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索隐系本及谯周皆作'苏'。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索隐邹诞本作'弗生',或作'晞王',并音祕。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集解杜预曰:'条,晋地。'十年,伐千亩,有功。◇集解杜预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生少子,名曰成师。◇集解杜预曰:'意取能成其众也。'晋人师服曰:◇集解贾逵曰:'晋大夫。''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毋乱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可知,晋献侯即位在822BC至812BC之间,即宣王6年至宣王16年之间,在宣王三十三之前就去世了。

  再根据M8晋侯墓地C14年代测定,经树轮年代曲线校正后为公元前808±8年,与晋献侯苏死于周宣王16年(816BC)相吻合,而且其他诸位晋侯的年代测定也基本上相符,可证,《史记》所载为实。则晋侯苏是晋献侯无疑④。所以,宣王三十三年说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关于宣王纪年,王占奎先生认为,取消共和纪年,置为宣王元年,此法不可取。

  其一,历王未死而立新王,是为篡位。而我们所见到的资料并没有有关记载。《史记·周本纪》有云:"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宣王是作为臣子们认为的一位明君来辅佐的。

  其二,即使以共和元年为宣王元年,则诸多属宣王的铜器将不能和。据李学勤认为,吴虎鼎:"十八年十三月既生霸丙戌"是宣王十八年器,则宣王元年为《史记》为准⑤。

  张闻玉先生认为,三十三年前正月、二月、三月是穆王三十三年的一份真实年表,而六月则是宣王八年的年历⑥。但是,我们可以从铭文中发现,铭文一句话前后往往是刻在两个编钟上,2、3、5、6、7、8、10、11、12、13、14、15号编钟的开头一句都在上一编钟,惟有4、9、16三个编钟可以从开头断句。我们只要仔细理解一下铭文,不难发现,3-4之间,叙述了周王亲令晋侯苏伐 城,8-9之间则是攻打淖列夷,15-16之间是青铜器的固定结尾格式。而且,铭文中"晋侯苏"、"晋侯"、"苏"出现了12次,分别分布在第2-6、9-12、14件编钟上,六月前也出现了6次晋侯苏的名字。通篇文字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这当然不会如李先生所言是晋侯追叙先王功绩,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字加到连晋侯苏的祖父也不可能参加的战斗中。如果这样的做话,将是非常荒诞不羁的事情。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历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三十四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及相与畔,袭历王。历王出奔于彘。历王止谤,司马迁所本源于《国语》。有学者根据《史记·卫世家》所记,认为历王没有三十年。三十四年是十四年之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国语》确实记录了历王好利,和历王止谤。司马迁将之系为三十年和三十四年,不见于《国语》,当是另外一本史书。我想,司马迁应该有确切的把握才写上去的吧。

  所以,我们认定,晋侯苏钟所指的王,即西周历王,三十三年,是历王三十三年。铭文系一次性镌刻而成。镌刻时间在晋献侯即位之后,晋侯苏以王臣(祖孙三人同朝为官)或晋侯长孙(如成吉思汗时期长子西征一样)的身份了参加战争。

  三、二月考

  晋侯苏钟问题的复杂性,关键就在于对文中两个二月的不同理解。前二月既望癸卯,后二月既死霸壬寅。一般认为,既死霸在既望之后,而壬寅却是癸卯前一天。对于这个问题,当今诸位学者,不论是持定点说,还是四分说,都采用了修改铭文的方法来处理。惟独冯时先生认为两个二月分别处于两年当中,但是,他认为文中所指的王是宣王,显误,故不在赘述。

  究竟是一年中的两个二月,还是分别处于两年的两个二月呢?我们不急于下结论,先看铭文的叙述逻辑结构。

  第一句,"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是全文的总领句,与周历王自作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南国"句例相似。"省"即巡狩,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虞书·舜典》云:"正月上日,受宗于文祖。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又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周王以正月在宗周祭祖,故云:"正月……王步自宗周。"其句型与《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和《周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同。宗周,即西周国都镐京。

  岁二月开始巡狩,故云:"二月既望……王入各成周。"成周即东都洛阳。《尚书大传》云:"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陕西出土的何尊铭文云:"王五祀……王初营宅于成周,复称武王丰福自天。惟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马承源先生指出,成周和洛邑的营建实始于武王⑦。《史记·周本纪》云:"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武王克商后指出,营建洛邑的重要性,因为周人始居于西方,营建洛邑,旨在加强对中原及以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武王死后,成王即位,有管蔡及武庚之反,故《索隐》云:"管、蔡欲构难,先攻成周。于是周公东居洛邑,伐管蔡。"成周洛邑,是讨伐叛乱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周历王移居成周洛邑,其目的就是将要对东国南国进行大规模征伐。自戊午离开宗周,到癸卯到达成周,其间都是有周的势力范围,大可不必采取行军的速度。46天之中,也并非是游山玩水,而是为了大规模的东征南伐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从四方诸侯国调集兵力,集结军队于成周。因为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不一,故不可能要求在短时间内到达,只需按时到达即可。

  其后,铭文又出现了一个二月--"二月既死霸,王償往东。"从文字来看,周历王开始东伐了。正合于《舜典》二月东巡狩。到底是一年中的同一个二月,还是第二月的二月呢?或许是第N年的二月?从铭文全篇来看,其后还有六月记录了一月中多天的句例: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同一个月中,并没有出现三个六月的写法。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这里的二月并不在同一年中,而是在不同的两年里。

  其二,从地望来看。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償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分行。 ,当从"莽"形,即"蒙"的衍文,其地望在山东蒙山,在鲁国之东,齐国之南,南北走向⑧。王师在此分行。晋侯苏向北,伐夙夷。接着,晋侯苏讨伐 城。 ,即山东郓城附近。其后,历王至于淖列,淖列夷闻风而逃,历王又令晋侯苏追逐穷寇。从铭文中看,周历王俨然一个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指挥家,特别是郓城一战,指挥若定,一举攻陷城池,完全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君主,倒像一个骁勇善战的人物。铭文中所指的地望大致在山东境内,即东国,而无南国。有学者认为文中地望在江汉、淮河一带,但又无多少有力的证据,故笔者认为,铭文中的地望全属东国,即晋献侯只参加了讨伐东国的战争。那么,南国的战斗在哪里呢?周历王自作宗周钟:"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南国"中表明,其南国,即苏钟的南国,在江汉一带。我们可以料想,从第一年的二月和第二年的二月之间,发动了南巡的战争。因为南巡在前,故自作宗周钟只提"南国",东伐在后,故东国南国相提并论。可见,这是一场历经两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其三,从铭文的纪月日体例来看。晋侯苏钟与周昭王静方鼎十分相似。

  静方鼎铭文:①惟十月甲子,王才(在)宗周,令②师中鳏静省南或(国)。[静]③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④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女司⑤才曾噩師。"王曰,:"静,易(锡)女(汝)鬯⑥旗、市、采网。"曰:"用事。"[静]⑦扬天子休,用乍(作)父丁⑧宝尊彝。

  根据李学勤先生考证,静方鼎的历日经历了两年,十月甲子为昭王十七年,而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八年⑨。断代工程定昭王十七年,即978BC,十月癸亥朔,甲子为二日;昭王十八年,即977BC,八月戊午朔,庚申为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为二十日,合于四分月相说的既望。静方鼎的历日是在两年之中,晋侯苏钟也是这种情况。都省略了年份的记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年份已经重要到了可以省略论述的地步了,就如同:"惟王伐虎方之年" 一样,不用指明具体是哪一年,对于他们自己,似乎已经是非常明白了。

  周昭王连续三年南伐,穷兵黩武,以致于南巡而不返。周历王则不同,他只花了两年的时间便取得了东征南伐的胜利,这与周历王的亲自正确的指挥是分不开的。苏在东征过程中功不可没,于是,胜利后,他得到了历王的两次召见,两次封赏,第二次便把历王南巡时获得的编钟封赏给了苏,苏将编钟配齐,以供自己平日演奏之用。①

  四、纪年考

  前面已经指出,铭文中的两个二月是分别在两年中的两个二月,如果能对纪年、月相能合理解释,而不修改铭文的话,我想,这是大家的共同的愿望。

  有关西周的历法资料,秦火之后,就已经失传了。所拥有的只是关于古六历的残言片语。所以,这对于我们恢复古六历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我们现在只能尽量的逼近西周历法,而不能完全复原。

  西周历法不同于东周。东周的历法可以从《春秋》三传中可窥一斑。其建制、朔日的安排,前期都没有很大的规律性,自春秋中期之后,开始了正月建子,十九年七闰的制度。西周历法自然没有东周精确,其建制、闰法的游移将比春秋前期还要大。从东周往前推,我们可知,西周的历法是基于观象授时的阶段⑩。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得到两条规律:后期的历法比前期的要精确,因为后期的观测数据积累多;其二,中央所掌握的历法知识要比诸侯和百姓的认识要高。

  所以,《诗经·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孔颖达疏《灵台》时说:"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非天子不得做灵台。"灵台,即古人观天象之台。周文王以西方边陲的诸侯,早以起了不臣之心,打算与殷商中央分庭抗礼,建造灵台,以窥天象,建立起自己的历法制度。虽然,文王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为周武王讨伐商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⑾。

  因为历法掌握在中央的手中,诸侯欲窥天文历法,不得不采用观象授时,根据月亮的圆缺以正四时。

  殷商历法,以祀为年,配以月名和干支纪日,但并没有关于日序的卜辞。延续下来,西周初期也完全可能没有日序制度。

  关于殷商历法的月制,其中有一片非常出名的卜辞:

  《征·杂》36及《佚》47:
  癸丑[50]□兄□□旬□
  癸巳[30]卜兄旬亡祸十二月
  癸巳[30]卜兄旬亡祸
  癸卯[40]卜兄旬亡祸
  癸丑[50]卜兄旬亡祸
  癸亥[60]卜兄旬亡祸十二月
  癸卯[40]卜兄旬亡祸
  癸巳[30]卜兄旬亡祸十三月⑿

  从卜辞中看,有十二月,十三月。王襄先生等认为,这里的十三月是闰月,是年终置闰的佐证。然而,刘朝阳先生认为,这个正是年中置闰的有力证据。因为这里的12月有31天,13月有31天,必定有一个闰十二月,且一个月的朔日必定为癸巳,"一甲十癸"说不攻自破。那么,这一年就有了14个月。而且,刘朝阳先生还发现,不但有14月,还有15月的卜辞和铭文。

  既然刘先生认为,月名可以有十三,十四,十五,为什么有闰月的时候,反而不是按照月序的顺序编排闰月呢?刘先生没有指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史记·历书》有云:"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於始,举正於中,归邪於终。履端於始,序则不愆;举正於中,民则不惑;归邪於终,事则不悖。"先秦时期都是采用了年终置闰的做法。

  既然"一甲十癸"既然不能说明朔日癸巳的问题,年中置闰也不能说明闰月的月序编排,而又出现了十四、十五月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殷商某些时期实行了一种误差极大的阴阳历,或者说出现了《史记·历书》所载:"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的情形。两次失闰便出现了十四月,三次失闰便出现了十五月,应该安排连大月的,商人就直接排入了某一个月中,而不计较这个月是大月还是小月。所以,商人的历法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精确,但是,这与当时的生产力和观测水平却是相符的。

  周人加强了对月球的观测,使每个月保持在29日或30日的水准,发明了月相观测的技术。从周原甲骨卜辞和西周青铜器铭文,我们可以发现月相的存在,而殷商甲骨及金文中并没有⑩。月相的圆缺,很容易观测,有朏,上弦,望,下弦,月无光这五个点。既然月圆是望,相对应的就是后来认识的朔,在月无光和朏之间,因为看不到月亮,所以只能靠推测和计算。朏,大月三日,小月二日。所以,在干支纪日的安排与实际天象上会有一到两天的差异。

但是,对于太阳的观测,却没有像对月亮的观测这么容易辨认,所用的仪器必定很简陋,所以失闰也会很频繁。又由于基于观象授时,所以,当年该闰而没有闰的,只有推移至下年。

  频繁的失闰,必然造成建制的游移,建子之说完全是春秋后期的产物。《史记·周本纪》云:"[文王]後十年而崩,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正义易纬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郑玄信而用之,言文王称王,已改正朔布王号矣。按: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岂殷纣尚存而周称王哉?若文王自称王改正朔,则是功业成矣,武王何复得云大勋未集,欲卒父业也?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据此文乃是追王为王,何得文王自称王改正朔也。"据此看来,武王伐纣成功后,确实改了正朔,但是,并没有建子之说。所谓改正朔,即是以殷历十二月为周正月,依次类推,仅此而已。因为改正朔的发生,故《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出现了在记月上的差异。《汉书·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所记武王伐纣在三月;《逸周书·世俘》:"一月丙午旁生魄,王乃步自周,征伐商王纣。粤若来二月既死魄,粤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所记武王伐纣在二月。古时太史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武成》以记言为主,《世俘》以记事为主,因为史书必须据实记载,所以,两文是两位太史独立记录的史实。孟子因为周书记载武王伐纣杀戮太重,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然而,正是如此,却显示出文章是当时的实录。《尚书·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虽然有一个月的差异,然而,从月相上说却是相容的。壬辰到丙午是15天,正好是半个月。改正朔发生在武王伐纣成功的那个月,《武成》以新周历记载,为三月,所以缺少了二月的记载;《世俘》仍以殷历记载,为二月。既死霸在月无光的一段时间左右,距离后来认识的朔日很接近,或者等同。

  《尚书》月相解释以定点为宜,因为记叙月相后的干支纪日,表明是此月相后的第几天。其后随着西周历法的深入,很可能采用了省略的记录方式,直接以四个主要月相表示一个月的一段时间,兼以其他月相辅助记时,于是,出现了四分月相的假设。从晋侯苏钟铭文来看,倾向于四分说。

  月相纪日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以自创的双月表来看,如果不是连大月,两个月(59天)后,干支推前一天,我们可以以此关系,放入一张甲子表中。一年之后,同月同日的月相,推前将近一个月相,即6天左右,如果有连大月,则是5天(两个月朔同一干支),如果非连大月年有闰年,则是7天。5年左右后(30/6=5),同月同日会出现相同的月相。

  以四分月相的关系估算做表如下(一月定为29.53058):

月相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
坐标07.3826514.7652922.14794
基准日1日8日15日(望)23日
小月2日(朏)9日16日(望)24日
大月3日(朏)10日17日(望)25日


  因为望可指14-17日⑩,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初吉的起点在1-3日,既生霸的起点在8-10日间,既望的起点在15-17日间,既死霸的起点在23-25日间,都是合历的。
由于膳夫山鼎只合于周历王三十七年,即共和元年,841BC。所以,周历王三十三年是845BC,三十二年是846BC。

  检索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⒀:

公元年份建制朔日纪日日序望干支望日序合历情况
846BC正月建寅正月庚戌朔既生霸戊午9日丙寅17日
(失闰) 二月庚辰朔既望 癸卯24日乙未16日
847BC正月建寅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29日庚寅17日
  三月甲辰朔方死霸 己未16日不明
  六月壬申朔初吉 戊寅7日丁亥 
    丁亥16日16日 
    庚寅19日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晋侯苏钟铭文记载的是晋献侯在周历王三十三年参加了东伐战争的事迹,铭文系在位后追加的;
  2、周历王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进行了东征南伐,苏钟采用的是重要事件纪年法;
  3、东伐战争发生在历王三十三年,作战地点在山东蒙山和郓城附近;
  4、从铭文月相的解释来看,符合四分月相说。初吉的起点在1-3日,既生霸的起点在8-10日间,既望的起点在15-17日间,既死霸的起点在23-25日间,都是合历的。死霸即不见月的一段时间的可能性比较大。
  5、西周当时并没有采用固定建子说,实际上,晋侯苏钟所记的建制为建寅;
  6、从铭文中记载的周历王指挥战斗的史实,他很可能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君王,联系历王止谤的故事来看,周历王是一个强硬的独裁者形象,而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
  7、殷商历法某些时期采用的是一种相当粗糙的阴阳历,可能有一月31的情况,和一年14月的情形;
  8、武王伐纣后实行了改朔制度,《武成》是左史以新周历记载,武王伐纣甲子日在三月;《世俘》是右史仍以殷历记载,武王伐纣甲子日在为二月;
  9、因为基于观像授时,月朔干支纪日的安排与实际天象上会有一到两天的差异;
  10、西周早期文字记录采用了月相定点,后来随着历法的深入人心,铭文大多采用了省略的记叙方法,演变为后来的四分说。

  五、后记

  数年心思,凝于笔端。我以初生之犊,欲续春秋,萤火之识,闻于学林,惶恐惶恐。扫席恭候方家驾临,不吝批评指正。

2002.3.25
草就于杭州文一苑

  ①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第7页所引[马承源《晋侯苏编钟》,《上海博物馆馆刊》第7期,1996年9月] ,1999年10月
  ②马承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第206页,1997年1月
  ③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论师兑簋的先后配置》第162页和《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细说师兑簋》第171页
  ④仇士华《14C测年在"工程"中的作用》
  ⑤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吴虎鼎考释》第120页、《夏商周年代学札记·吴虎鼎研究的扩充》第147页和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试说宣王早年历日》
  ⑥张闻玉《<晋侯苏钟>之我见》、《西周王年足征》
  ⑦马承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第213页
  ⑧李仲操《谈晋侯苏钟所记地望及其年代》、《也谈静方鼎铭文》
  ⑨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静方鼎历日与周昭王历日》第22页
  ⑩张培瑜《西周年代历法与金文月相纪日》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
  ⑾江晓原、钮卫星《回天》第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⑿刘朝阳《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第84页
  ⒀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⒁叶正渤《<逸周书>与武王克商日程、年代研究》
  ⒂郭伟《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夏商周年表疏证》及所引三家(冯时、陈久金、王占奎)说法
  ⒃周书灿《晋侯苏钟的作战地点与行军路线》

  作者简介:
  汤锡文: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计算机分院智能与控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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